【中国数字视听网讯】在英国电影《猜火车》的开头有一段著名的台词,男主角喃喃自语道:“选择生活。选择工作。选择职业。选择家庭。选择他妈的大电视,选择洗衣机、汽车、光盘播放机、电动开瓶器……”他罗列了一堆日常生活中的常用物来表达对英国社会现代性的反抗,而其中,电视机名列第一。
的确,在当代社会中,电视机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核心物品之一,也成为现代性最明显的表征。它不仅是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因和产物,同时也交织了阶级政治、家庭政治和世代政治的各种因素,成为个人生活和民族国家的历史中不容忽略的因素。透过这个“家庭魔盒”,我们可以对英国家庭日常生活的动态关系作一番有趣的审视。
“郊区化”与电视的普及
电视在英国的普及与郊区化的进程是密不可分的。
在中国,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是一个普遍现象,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而在英国、美国和部分发达国家,城乡差异似乎不那么明显,其中体现之一就是“郊区”的兴盛。郊区介于城乡之间,为传统的和都市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一个缓冲地带,聚居了一些在大城市中工作的“通勤族”,他们不愿意接受或者不能够负担快节奏、高成本的都市生活,而宁愿把工作和生活地点区分开,在其间往返。郊区的发展是近代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结果,具体而言,交通工具和传播工具的更新提供了这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在英国,最早的郊区化开始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那时,在伦敦的圣约翰林等地建设了大批独立的联排房屋,均为两层或者三层,带有花园和车库,适合小型家庭的居住。早期的居住者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家庭分工:男主人多半在伦敦工作,而女主人则在家照顾儿童、操持家务。受益于当时铁路、有轨电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的发展,以及汽车等私人交通工具的普及,这种生活方式日益建立起来并成为一种主流的生活方式。如果说早期的郊区生活是因交通革命压缩了空间所形成的,那么二战之后,英国更大规模的郊区化则是通讯革命压缩了时间所引发的结果。当然,整个郊区化的动因众多,不过正如人类学家玛丽莲·斯特莱森、社会学家罗杰·席沃斯通等人的分析指出,电话、广播和电视等电子通信和传播手段的因素不容忽略。随着电子媒介的发展,人们可以在郊区的家中了解发生在城市的大小事宜,将原来必须在城市中享用的电影、戏剧、音乐、运动等休闲娱乐形式搬回家里,并且方便地与周围的人群建立联系。
在二战之后的电视机广告中,很多描绘了这样的情景:西装革履的男主人下班回家,坐在沙发上悠闲地看着电视,一双儿女就在电视机前的地板上玩耍,他的妻子正在身后的厨房中忙碌做饭。好一幅幸福美满的中产阶级郊区生活景象,就以电视机为核心在家居空间中展开。
电视机、壁炉与时钟
在19世纪之前,典型的英国之家往往是以壁炉为核心的。在这个有着漫长冬季的国度,一家人茶余饭后聚集在壁炉前一起闲话家常,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图景。时至今日,壁炉仍然是典型英国房屋的必备品,只不过随着供暖系统的普及,它的功能性用途日渐衰落,更多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物。
在19世纪初收音机进入英国家庭的时候,它的新奇使得人们趋之若鹜,而这个奇妙的盒子也逐渐占据了起居室的核心位置。
老式收音机体积颇大,有的甚至还被造成家具一般,因此它往往被放在壁炉一侧,和壁炉一起组织着家庭起居的中心空间。二战之后,收音机体积缩小,变成可以随身携带或者整合进汽车音响的东西,成为个人化的移动式媒体器具;而取代它位置的,则是新兴的电视机。
在如今的郊区式英国家庭中,起居室里的电视机往往放在壁炉一侧,它们代表着一种新型的家庭空间组织方式,以及一种新兴的生活方式。壁炉和电视机,展现着传统与现代、功能与象征、科技与文化、公共与私人、神圣与世俗等多个层面的交织与更替,其意义业已引发了众多的学术探索。
而电视机不仅带来了家庭空间的重新组织,同时也带来日常生活时间的重新安排。英国学者帕迪·斯堪诺对广播电视带来的时间变化进行了细致分析。他借用安东尼·吉登斯的理论,将时间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日常生活的自然流动,即“时钟时间”;其次是社会个体的生命周期,即“生命时间”;最后是缓慢演进的体制性时间,即年鉴史学派所言“大历史”(Longuedurée)。
从日常生活而言,广播电视节目编排为了回应受众调查,把受众的时间分成睡眠、工作和休闲三大部分;早期在晚上6~7点不安排节目以使得家长可以顺利安排孩子入睡;白天节目为家庭主妇的松散家庭生活提供时间框架;等等。吊诡的是,虽然看上去电视节目表是根据受众调查安排的,但实际上它反过来规划了观众的作息时间表,成为日常生活的组织者。从个人生活史的角度看,广播电视也伴随着现代人的生命周期,例如新闻节目的滚动播出成为个人记忆的一部分,而漫长的肥皂剧也非常善于将当时发生的事件纳入剧中成为有机背景。最后,就“大历史”而言,电视实际上成为新的历史书写者和记录者,甚至成为历史本身。节假日、宗教仪式、体育运动以及其他纪念日在广播电视中的呈现,记录了广播电视与集体历史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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